killer网卡祁小春:《蘭亭序》真跡下落考-书法家故事

 
祁小春:《蘭亭序》真跡下落考-书法家故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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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唐宋间相关的文献记载看,在记述《兰亭序》真迹的流传过程中虽情节内容各有异同,然较为一致之处就是其故事的结局:即《兰亭序》真迹经过种种周折,最终归于唐太宗,后来陪葬于昭陵。真迹入昭陵说,在各种文献记载中出入不大,这一点可能反映出盛唐以来人们的普遍看法,不像在出世和流传过程中的传说那样,被描述得扑朔迷离。关于真迹殉葬昭陵说,见于唐宋人记载者,主要有唐何延之《兰亭记》、唐刘《隋唐嘉话》、李绰《尚书故实》、武平一《徐氏法书记》、唐韦述《敘书录》、北宋钱易《南部新书》,均言入真迹入葬昭陵事。

《兰亭序》陪葬昭陵一事是否属实,或者即便属实,被陪葬的《兰亭序》是否为非真迹的拓模本等,皆是疑问,因为缺乏资料和证据,皆无从检证。尽管如此,通观《兰亭序》研究诸论述,凡涉及此处,皆语焉未详。故笔者不厌烦冗,特此辑出宋代所撰修正史文献及其相关资料,在可知的资料范围内,予以考证,以见《兰亭序》入葬昭陵后又复出人间之传闻始末,为今后治斯学者考稽之用。
据宋欧阳修《新五代史》卷四十温韬传,五代的后梁开平二年(908年)时,温韬曾经盗掘昭陵,然所盗物品中并未言及《兰亭序》。其记载文曰:
温韬,京兆华原人也。少为盗……韬在镇七年,唐诸陵在其境内者,悉发掘之,取其所藏金宝,而昭陵最固,韬从埏道下,见宫室制度闳丽田众和,不异人间,中为正寝,东西厢列石床,床上石函中为铁匣,悉藏前世图书,钟、王笔迹,纸墨如新,韬悉取之,遂传人间,惟干陵风雨不可发。

上记虽未明言《兰亭序》亦在劫中,然观其中描述,已足以令人想像《兰亭序》恐亦遭遇此劫矣。欧阳修还在《集古录跋尾》言及此事,亦未直接提到《兰亭序》,其跋乃针对“兰亭脩褉敘”而发,实有隐示在劫之意【1】。按,欧阳修未言温韬盗昭陵记录的资料来源,故后人但从其说,而鲜有考证此事由来者。盗发昭陵之事,大约当时之人皆有风闻,唯有关墓中详情如葬品及钟、王墨迹等一段记录,恐非亲历其事者不能详知若此。笔者考订,此事之诸说源头,实应出自五代隐士郑玄素。据薛居正(912~981年)《旧五代史》卷九十六郑玄素传记载,【2】知郑玄素乃温韬之甥,曾跟随温韬发盗昭陵,从韬处得钟王墨迹事:
郑玄素,京兆人。避地鹤鸣峰下,萃古书千卷,采薇蕨而弦诵自若。善谈名理,或问:“水旺冬而冬涸,泛盛乃在夏,何也?”玄素曰:“论五行者,以气不以形。木旺春,以其气温;火旺夏,以其气热;金旺秋,以其气清;水旺冬,以其气冷。若以形言,则万物皆萌于春,盛于夏killer网卡,衰于秋,藏于冬,不独水然也。”人以为明理。后益入庐山青牛谷,高卧四十年。初,玄素好收书,而所收钟、王法帖,墨迹如新,人莫知所从得。有与厚者问之,乃知玄素为温韬甥,韬尝发昭陵,尽得之,韬死,书归玄素焉。今有书堂基存。 据此可见,散布这一传闻的关键人物显然是郑玄素。又宋马令《南唐书》亦载此人传记,内容与新旧五代史颇有详略出入,可以互补。同书卷十五郑传玄素载云:
郑元素,京兆华人也。少习诗礼,避乱南游,隐居于庐山青牛谷,高卧四十余年,采薇食蕨,弦歌自若,构椽剪茅于舍后。汇集古书始至千余卷。元素,温韬之甥也,自言韬发昭陵,从埏道下见宫室,制度闳丽,不异人间。中为正寝,东西厢列石床,床上石函中有铁匣,悉藏前世图书,钟、王墨迹,纸墨如新,韬悉取之。韬死,元素得之为多。【3】

上面的文献记载虽涉及郑玄素曾跟随温韬发昭陵,并见到钟王墨迹之事,但依然未直接言及《兰亭序》。然而北宋的郑文宝(952~1012年)在他所著两书中皆记载此事。其一《江南余载》【4】直接提到《兰亭序》。据《江南余载》卷下载:
进士舒雅,尝从郑元素学。元素为雅言:温韬乱时,元素随之。多发关中陵墓。尝入昭陵,见太宗散发,以玉架卫之。两厢皆置石榻,有金匣五,藏钟、王墨迹,《兰亭》亦在其中。嗣是散落人间,不知归于何所。

另一部郑著《南唐近事》,宋曾宏父《石刻铺敘》卷下引录此书的一段记述云:
处士郑元素,为温韬之外甥,隐庐山青牛谷四十余年。自言从韬发昭陵,入隧道至元宫,见宫室制度闳丽幽深,殆类人世间。正寝东西厢,皆列石榻,上列石函,中有铁漆匣,悉藏前代图书及钟、王墨迹,秘护谨严,纸墨如昨,尽为所掠。韬死不知流散之所。

按郑玄素,《南唐书》、《江南余载》、《石刻铺敘》所引皆作郑元素,当为同一人,因其名触及宋始祖玄朗讳,故宋刊为改之。关于郑玄素的详细情况,因文献记载不多,所知仅此。据《江南余载》的说法,乃郑玄素自述曾见《兰亭序》,然此事究竟为事实还是这位郑道士的虚假自炫?皆不得而知。现将以上记载要点归纳如下:
《新五代史》温韬:未言出处,未言《兰亭》在,温韬盗出墨迹,遂传人间;
《旧五代史》郑传:郑玄素自言,未言《兰亭》在,温韬盗走墨迹,后归郑玄素;
《南唐书》郑传:郑玄素自言,未言《兰亭》在,温韬盗得墨迹,后归郑玄素;
《江南余载》:郑玄素自言,言有《兰亭》在,温韬只盗走金玉,弃墨迹而去;
《南唐近事》:郑玄素自言,未言《兰亭》在,温韬盗走墨迹,后墨迹不知去向;
可见温韬盗陵一事,除了欧阳修《新五代史》未言其记录来源外,其他文献均记出自郑玄素之口。又观《新五代史》所述“从埏道下,见宫室制度闳丽,不异人间”以下所描述的文辞语句,与其他文献所引郑玄素自述语言几乎相同,是知欧阳修所用史料,亦当出于郑说,看来这个传闻源头出于郑氏,则可以定谳矣千金填房。【5】

至于《兰亭序》是否真在墓室中,以及后来的下落归属等,则诸说法殊不一致。《旧五代史》与《南唐书》记郑从温处得钟王墨迹;《江南余载》与《南唐近事》却言盗墓时未取,故钟王墨迹散落人间。总之,不知郑言是否属实,亦无从详考。宋初之时,此类传闻似乎颇为流行,如南宋沈揆曾云:“温韬发唐诸陵,《兰亭》复出人间。”(《兰亭续考》卷一)但到了元代,郑杓《衍极》卷三刘有定注所记,则已与上举文献有所不同了:
或云兰亭真迹,玉匣藏昭陵,又刻一石本。温韬发掘,取金玉弃其纸。王俪桥宋初耕民入陵,纸已腐,惟石尚存,遂持归为捣帛石。长安一士人见之,购以百金。所谓古庸本也。后入公使库。冯京知长安,失火超轶主,石遂焚,乃令善工以墨本入石。薛尚作镇,其子绍彭又刻一本易之,所谓今庸本也。
事至于此,传说附会色彩逐渐浓厚,已难于征信,但不论传闻还是记载,事实上从此而后,其事便皆茫然不可考也。以后的文献中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有关“真迹”现世的记录,也就是说,所谓《兰亭序》真迹的追踪,也只能到此结束。
米芾《褚遂良摹兰亭序跋赞》 纸本 24 X 47.5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
注释: 【1】欧阳修《集古录跋尾》云:“兰亭脩褉敘,世所传本尤多而皆不同,盖唐数家所临也。其转相传模,失真弥远,然时时犹有可喜处,岂其笔法或得其一二耶,想其真迹宜如何也哉。唐末之乱,昭陵为温韬所发,其所藏书画皆剔取其装轴金玉而弃之。于是魏晋以来诸先贤墨迹遂复流落于人间。”(宋桑世昌:《兰亭考》卷六。上海商务印书馆“丛书集成初编”本,1936年)
【2】见《旧五代史》中华书局标点本校勘记据《永乐大典》卷18881所录存。
【3】宋马令《南唐书》三十卷(《四部丛刊续编》影印明刊本)。需要说明的是,从所引文献可以显见欧书之不足。按,《旧五代史》成书于五代结束不久, 薛居正乃亲历其时之人高宠挑滑车,故其所修《旧五代史》采集的资料之来源,当较为可靠。相比之下,欧阳修的《新五代史》因删去许多重要史料而遭后代学者诟病。即以采择此资料言之,与宋马令《南唐书》相比,二者资料来源相同,取舍标准大异其趣,删简之甚,以至若薛、马之书不存,后世之人几乎莫知此事源出郑道士之口也。
【4】清鲍氏《知不足斋丛书》本。据《宋史》卷一百五十七艺文志三, 郑文宝名下无此书,此书被列入不知作者书目。南宋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亦称不知何人,但据《四库全书提要》考证,认为此书实即据郑文宝《江表志》稿本删落是正以成。郑文宝,字仆贤,宁化人。宋初著名的历史学家,文学家和书法家。钱钟书《宋诗选注》的作者简介中称他:“很多才多艺,对军事也颇为熟练。……根据司马光和欧阳修对他的称赏,想见他是宋初一位负有盛名的诗人。”(人民文学出版社,1989年)郑文宝在书法方面最负盛名的事,是据徐铉摹写本重刻秦《峄山刻石》,其石被推为最佳摹刻。
【5】朱关田《关于兰亭序》(朱著《中国书法史·隋唐五代卷》第二章第四节。江苏教育出版社,1999年)一文在论及《兰亭序》下落时,虽已能引《江南余载》以证欧阳修《新五代史》本此,惜其未与《旧五代史》、《南唐书》以及《南唐近事》诸文献相关记载比较,故未能确定此说之所出并郑玄素身世。
米芾《褚临黄绢本兰亭序跋赞》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
释文:
右唐中书令河南公褚遂良字登善临晋右将军王羲之兰亭宴集序,本朝丞相王文惠公故物。辛未岁见于晁美叔斋,云借于公孙。辛巳岁 购于公孙巘。黄绢幅至“欣”字合缝,用证摹刻僧字,果徐僧权合缝书也。虽临王书球迷沙龙,全是褚法。其状若岧岧奇峰之峻,英英秾秀之华,翩 翩自得,如飞举之仙。爽爽孤骞,类逸群之鹤。蕙若振和风之丽,雾露擢队干之鲜。萧萧庆云之映霄,矫矫龙章之动彩。九奏万舞,鹓鹭 充庭。锵玉鸣珰,窈窕合度。宜其拜章帝所,留赏群仙也。至于永和字合其雅韵,九觞字备著其真标,浪字无异于书名,由字益彰其楷则。 若夫临仿莫称于薛、魏、赏别不闻于欧、虞。信百代之秀规,一时之清鉴也。壬午八月廿六日,宝晋斋舫手装。
襄阳米芾审定真迹秘玩。
延伸阅读:

《丧乱帖》也许是一件底稿
对于王羲之名迹《丧乱帖》,笔者一直猜测是件尺牍底稿,屡欲为文论之,苦无证据而罢。近查得一些相关记载,可以引以为间接证据,作杂谈一篇凌波飞燕,供方家参考。
首先,从书迹的角度做直观考察。观王羲之其他传世尺牍法帖,可以发现通篇字体、风格基本统一,前后变化一般不会太大。再观《丧乱帖》却不是如此,前半部分大致为较规整的行书,而至后半部分,即从第四行底“痛当奈何”开始,书风渐变,笔势明显迅疾,行笔极其随意,几乎不拘草法。 1此帖前后的字体、风格差异如此之大,其原因也许是王在书写此帖前半部时,还打算当作准备寄出的正稿,故开头尚写得沉稳。后来越写越没心情——因先墓遭到毁坏而悲哀所致?——写得也越来越不如意,遂作草稿之想,拟书后再誊佤邦联合军,遂一气挥就,意不在书,故后半部的书迹就写得较为草率。大凡写字之人,都会有这样的经验:开头写时还想认真地写好半个保镖,但后来越写越不中意,于是信笔为之,草率写完弃废。《丧乱帖》会不会也属于这种情况呢?
其次,从古人吊丧尺牍的书写范式考察。据唐杜友晋《书仪镜》,知唐有“凡修吊书,皆须以白藤纸,楷书”的规矩2。至于晋人是否如此,文献不载,只能从传世的王羲之等魏晋人的法帖中寻找踪迹。按,传世王羲之的一些告凶吊丧尺牍多为行楷,如《玉润帖》《姨母帖》以及兄灵柩、吊嫂亡诸帖皆作楷、行书,此外王羲之、操之父子的两通《旧京帖》(图2、图3)以及王洽的《不孝帖》《兄子帖》(图4)等吊丧帖,亦复如是桂平人才网。为何有此要求?这大约与丧期的特有严肃气氛有关。试想,寄人一通龙飞凤舞的吊丧书告慰对方,多少会显得有些失礼吧?至少应该用让人容易看懂的楷书、行书纔郑重严肃,也合礼数。

图1:王羲之《旧京帖》(《宝晋斋法帖》卷三)

图2:王操之《先墓帖》(《宝晋斋法帖》卷八)

图3:王洽(323-358) 《不孝帖》《兄子帖》(《淳化阁帖》卷二)
如果《丧乱帖》是一件未寄出的尺牍草稿,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需要探讨:古人书写尺牍时有无预书底稿以及是否保存底稿的问题。古人写信多有留存底稿的习惯,王羲之大概也不例外。以下我们可以通过文献记载和传世尺牍来试做推测王新博 。
如果说王羲之作尺牍保存底稿,应会是以下两种情况:一是为了留底备份而有意保存;一是原本即是一件草稿。这些尺牍稿件的一部分,后以法帖形式流传于世的可能性应该存在。以下分两点来谈:
1. 王羲之可能有预书尺牍底稿的习惯
王羲之不但精于书写尺牍书法,也善于撰写尺牍文章。据《太平御览》等类书引王羲之《月仪书》佚文,知其尝有书仪之撰。盖书翰礼仪,本为六朝士族家族之重要礼法之一,而琅邪王氏尤为重视。王家尺牍曾被奉为“王太保家法”,子孙世代奉守相传,并对世人起到过示范作用。士族高门的礼数家法本身版纳鱼螈,往往也是一种显示地位和身份的象征,因而被世人所效仿和追求。以琅邪王氏例之,如王彬之子彪之(304-377)精通掌故朝仪,此在当时是有名的。其曾孙王准之,亦颇传其学,曾撰《书仪》一书,人称其学为“王氏青箱学”。又如《宋书》卷四十二王弘(?-344)传记载王导曾孙王弘云:“既以民望所宗,造次必存礼法。凡动止施为及书翰仪体,后人皆依仿之,谓为王太保家法。”又南朝梁庾元威《论书》亦记王廙(276-322)五世裔孙王延之名言:“勿欺数行尺牍,即表三种人身。”3这就是王氏一族多善尺牍(应该包含书式与书法二层意义)的重要原因。《颜氏家训》杂艺第十九记当时江南流传“尺牍书疏,千里面目”之谚,亦当与士族注重书翰礼仪之风尚有关。王羲之生前书名已着邱钟惠,其书翰曾令友人庾翼叹服。南朝宋虞龢《论书表》载:“羲之书在始未有奇殊,不胜庾翼、郗愔,迨其末年,乃造其极。尝以章草答庾亮,亮以示翼,翼叹服。因与羲之书云:吾昔有伯英章草书十纸,过江亡失,常痛妙迹永絶。忽见足下答家兄书,焕若神明,顿还旧观。” 4那么,王羲之本人完全有可能意识或预想到,自己寄出的尺牍会被世人收藏并流传后世。王献之寄简文帝书翰后附数语,嘱咐对方保存自己的书翰,事见《论书表》:“子敬常笺与简文十许纸,题最后云:‘民此书甚合,愿存之’。此书为桓玄所宝,高祖后得以赐王武刚,未审今何在。” 5于此可以想见王氏父子对其尺牍的珍重态度。所以有理由认为,在一般情况下,王羲之在书写尺牍时,无论是于书于文,都应该是比较认真的。因此他在与人书信时,极有可能保留底稿,或者书写数通,然后择其中于书法于文词都比较满意者寄出,余下者若未废弃,则成为底稿留存下来。这也比较容易解释现存王羲之法帖中,为何存在一些彼此内容大多相同或相近的现象。例如有关延期官奴小女夭亡、亡兄灵柩垂至以及吊周嫂病亡诸帖,凡帖文相近、文词稍异者就有两通甚至更多者传世。当然这只是一个推测,因为还不能排除王羲之会以同样文面的尺牍寄给多位亲友的可能,由于现今传世的尺牍内容,已很难确知收信者为何人,才会出现这种尺牍内容“重复”的现象。
2. 王羲之(或家人)可能保存尺牍底稿
此事因无直接证据,只能做一些推测。有两点可以间接证明此事:首先,王羲之本人对重要人物寄给他的信件,似有作长久保存的习惯。《晋书》卷八十王羲之传引其与殷浩书云:“吾素自无庙廊志,直王丞相时果欲内吾,誓不许之,手迹犹存,由来尚矣。”由此可证,王羲之确曾长期保存了王导寄给他的信札。6这是保存他人书信之例。此外,还有自留存书信文稿之例。按,晋代士族高官确有保存尺牍文稿的习惯。据唐许嵩《建康实録》卷第九郗超条引《三十国春秋》载:
(郗)超既与桓温善,而温有不臣之心,(郗)愔深恶以诫超。超临亡,谓门人曰:“吾有与桓书疏草一箱,本欲焚之骆雅婷,恐大人年尊,必悲伤为敝。我死后,若大损眠食,可呈此箱。”及卒,愔果悲恸成疾,门人呈此书,皆是与桓温谋事。大怒,遽焚之,曰:“小子死恨晚矣!” 7
据此知郗超对自己寄出的书简,确实备份保存了“书疏草”,也就是信稿。王、郗二族为亲家,郗愔乃王羲之妻弟,两家在礼数习惯上也许有不少相同或相近处。以此类推,王羲之也极有可能有此习惯。
按此,也许传世名迹《丧乱帖》即属王羲之的“书疏草”也未可知。
注释
1. 曾见韩玉涛《王羲之〈丧乱帖〉考评》一文 (收入《中国书法全集》第18卷,北京:荣宝斋出版社,1991年),盛赞此帖兼备雄强和惨淡之美,因为此帖表现了由行入草的完整的过程云云。然这些都是后人的感觉与诠释,王羲之当初未必希望追求这种“由行入草”的效果。
2. 赵和平《敦煌写本书仪研究》所收。中国台北:新文丰出版公司,1993年。
3.《法书要录》卷二所收。
4. 同上。
5. 同上。
6. 据森野繁夫《王羲之全书翰》(东京:白帝社,1987年)本传释文,解“手迹犹存”为“当时我(写)的书信还在”,认为“手伊川民声网迹”是指王羲之自己保存的书信。不管此书信是自己的还是对方的,都可借以证明王羲之有保存书信之习惯。
7. 唐许嵩《建康实录》。北京:中华书局,1986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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